改革只是在基本法律秩序不变的前提下改变和建立某个局部秩序，故应于法有据。
一、宪法说理及其谦抑实践 （一）阐明宪法规范的涵义需要进行宪法说理 说理是中国哲学中的概念，基本涵义是把事物中、语言中、叙事中显示的道理明说出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坚持有错必纠的原则，同时保持适度的谦抑作为备案审查工作的几条基本经验之一，指出整个审查制度要保持实质性的适度谦抑，认为正因为审查总体上保持适度谦抑，才能够集中精力纠正重大的、关键性的问题，也正因为在重大、关键性问题上‘有错必纠，倒逼制定机关提高立法质量，才能为审查继续保持谦抑创造条件。
4.法律监督说理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可以通过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调查、询问和质询、罢免等方式对其他国家机关进行监督那么，这里的法定程序和要求是什么呢？其实，事权的初次纵向分工关系到国家结构形式的确立，系由宪法规定。[35]参见叶必丰主编：《法治中国的司法指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版，第26、51页。法律的统一性是依法行政的前提。这项改革体现了事权纵向配置的原则，坚持了中央统一部署，贯彻了事权和资源相统一，在法律性质上是一种事权的纵向再配置，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强化乡级政府的事权，旨在实现国家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比如，拘留处罚可以按公民和外国人，分别由县级公安局和设区的市公安局管辖。抢权力、划边界，也就是把职权（尤其是审批权和罚款权）通过立法揽在自己手里。通过对比可以发现，我国的公民审查建议是较为宽泛的民主手段，因此其基本性质和制度形态就与宪法诉愿、违宪抗辩等有所不同。
[21]法国所出现的这种趋势直接体现了法语国家的普遍性选择，目前有19个法语国家均建立了法国式的违宪抗辩程序。[27] 比如宪法第67条规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国务院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以及对省级地方性法规和决议的撤销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施宪法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切实保障公民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其规范理据在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宪法的核心内容，宪法是每个公民享有权利、履行义务的根本保证。但与前述各类个人提请资格均不相同，我国的审查建议不需要提请人以基本权利受到侵害作为理由，任何公民、社会团体和企事业组织甚至五类要求主体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只要认为法规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均可提出审查建议。
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宪法的伟力在于人民出自真诚的信仰。[5]审查技术对于宪法实施而言绝非不重要，所谓术为道之体，宪法实施如果缺少技术载体必定会沦为空谈。
四、建议审查机制的民主化建制 公民审查建议和建议审查机制在实践中具有巨大潜力，但具体制度不足限制了其民主功能的充分发挥。[54]这种基于审查要求的移送审查机制完全可以与现有的建议审查机制并行不悖、相互补充。[40] （三）建议审查机制的功能定位 由于公民审查建议的宪法规范基础在根本上源于人民主权原则，因此当然应当基于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原则并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框架中来界定建议审查机制的规范功能。[41]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备案审查室：《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理论与实务》，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128页。
而《立法法》规定的审查建议一直采取信函形式，也就自然地归入信访的范畴并按信访机制处理随着中国民法典时代的到来，现代行政法或许将进一步扩大对民法的影响，同时，行政法也会受到民法更大程度的渗透与感化，平等、自由等法律精神将让行政法变得更加柔软。私法履行公法任务，大致可以作如下几个面向的分解：（1）私法本身具有公法任务。所谓刑法的谦抑性，大概也是由此得名。
文章来源：《当代法学》2021年第3期。[16]茅少伟：《寻找新民法典：三思而后行——民法典的价值、格局与体系再思考》，载《中外法学》2013年第6期，第1155页。
正如有学者所言：完全‘没有国家干预的环境，仅存在于关于私法自治具备替代国家机器保障基本权利实现的功能的幻想中……在必然存在国家强制因素的制度环境中，民法典在适用过程中缺乏独立有效的排除那些‘不必要与‘有害的公权力介入的制度手段。[7]苏永钦：《寻找新民法》（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03页。
正如有学者所言：管制法规既是基于一定政策目的而设，主要规范的对象就是人民，为影响其行为，自应宣导周知。[27]参见《行政许可法》第2条。2.制度：限缩行政空间。西方国家在国家—个人关系上，经历了一个由对峙到合作的历史变迁过程，但在这个历史变迁过程中形成的种种理论，因国情不同难以解释中国问题。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在中国江山一统的政治传统中，自治始终是没有生长、发育空间的。
在现代行政中，一些私法方式被引入行政领域，取代行政机关命令—服从的单方行为模式。[14][德]Eberhard Schmidt-Aβmann:《行政法总论作为秩序理念——行政法体系建构的基础与任务》，林明锵等译，台湾元照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311页。
今天，无论是民法还是行政法的制定者都要有一种立法大视野，秉持一种整体法观念。中国在1912年之前，国家（皇帝）—个人的关系是一个后者绝对服从前者的关系，后者没有对抗前者的法定权利，个人所有的一切包括生命都是前者的。
原则上，它是基于相关当事人的申请，不动产登记机构依职权对其提供的材料进行查验、实地查看后作出的行为。以国家本位为特质的中国，个人或者社会的自主空间是相当逼仄的，所以，行政管理法（行政机关用来管个人和社会的法）相当发达，而民法和管理行政法（用来管理行政权的法）相对较弱。
当下法治国家中，公私法交错融合已是不争的客观事实。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西方社会，不仅有发达的私法体系，而且也有浓重的尊重私权的观念。（二）公私法的交错融合 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说：公法涉及罗马帝国的政体，私法涉及私人利益。[30]谢鸿飞：《〈民法典〉中的国家》，载《法学评论》2020年第5期，第12-13页。
如《民法典》第212条规定：登记机构应当履行下列职责：（1）查验申请人提供的权属证明和其他必要材料。这种双阶理论特别是用在行政提供给付的过程中，如补贴法、公共设施法，以及在后阶段以私人参与之合作方式来履行的给付程式。
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是，私法自治领域并非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境。[11]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所谓行政许可，即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至此，中国行政诉讼制度在《宪法》（1978年）框架内被激活了。
公私合作作为政府利用私法完成公法任务的一种行政模式，旨在通过竞争方式让市场机制在公共资源配置中发挥行政所不具有的作用。另一方面，行政法中行政权的强制性开始软化，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不对等关系开始趋向平等化，民法中平等自由等法律精神渗入行政法，改造了行政法传统的观念与思想。[19]私法的公法化使得私法具有了部分公法功能，进而具有公法功能的私法将公法任务纳入了其目的之一，形成了私法履行公法任务的事实。[35]吴飞飞：《论中国民法典的公共精神向度》，载《法商研究》2018年第4期，第4页。
但更为重要的是，行政机关只有接受私法合同的理念，才能真正使行政协议成为一种补充行政行为的方式，软化其中部分行政法律关系。国家为适应对外开放需要而在1980年颁布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中规定了与国际接轨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这是中国行政法在本质上从行政管理开始转向管理行政的标志，控制行政权的法治思想隐约可见。
所以立法者在研究外国立法先例，而决定是否借鉴时，先要确认的，是该制度背后的价值判断，思考一下这样的价值判断有没有地区、人文的局限性，从而很有可能‘橘逾淮为枳？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再去思考技术的优劣，择其优引进。因此，从民事立法的角度出发，只能审视民法典中自治与管制的关系，做好私法与公法接轨的工作，使国家管制与私法自治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民法中实现良性互动。
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18]万江：《政府管制的私法效应：强制性规定和司法认定的实证研究》，载《当代法学》2020年第2期，第101页。
